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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骚扰事件,高校该怎么调查

目前高校处理性骚扰问题的机制和程序还是难去官僚化,并没有公开可监督的预备方案和时间承诺,难怪公众不断催问和施压。

  吕频

  今年7月10日,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被学生曝出诱奸、性骚扰女学生。之后该事件一度消隐于公共视野。10月13日,有当事女生做客电视台曝光“吴在办公室拿出安全套”等细节,让事件再受关注。14日晚,厦大通过官微发布通报:查明吴春明与一名女研究生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,并对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骚扰行为属实,经研究,决定给予吴开除党籍、撤销教师资格处分。

  厦大博导“诱奸门”值得关注的价值,不仅在个案处理结果,更在前后几个月内学生的揭露抗辩到各界讨论,将高校性骚扰问题引向问责和制度建设的路径,教育部日前出台“红七条”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。

  其实很多大学都处理过这类事情,只是没标出“性骚扰”的标签。而这3个字的意义在于:一是能区分有直接受害者的侵权行为和一般的品德问题;二是有助于去除对性的禁忌;三是警示性交易当中的权力滥用,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———性是无是无非的纯私人领地。本质上,道德问题诉诸个人内心,防治性骚扰讲的却是行为规则、人际界限,追求可依循操作的治理方案。所以,厦大受害学生从一开始就用“性骚扰”定性事件,教育部也终于接纳这3个字,从个案议程到政策议程,宣示意义都很重大。

  学生上网曝光,是因对校方的不信任,在厦大方面启动调查之后,不少人对程序多有批评。性骚扰事件的调查当然不能一味求快,但涉事学生和公众与其说是一直在倒逼真相公开,不如说是担心事件在拖延中不了了之。所以关键问题在于,有没有合理、可信和规范的机制程序来处理投诉,以及令各方都能接受的必要的时间表。

  遗憾的是,目前高校处理内部问题的机制和程序还是难去官僚化,并没有公开可监督的预备方案和时间承诺,难怪公众不断催问和施压。本质上,公众要求的,不是一个孤立的处分,而是长期可靠的机制公示:今后再有学生遇到这种事情,会知道该怎么做、能得到什么。

  个案推动式处理未必能复制,在性骚扰问题上也一样。所以对厦大方面来说,重要的不仅是给学生和公众一个结论,更是必要的机制性反思;而教育部门在立规约禁止性骚扰外,也要多在如何防治上着力。
   
 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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